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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文化/阿富汗的女性真的自由了嗎?讀《在希望與恐懼之間》

在27歲的法爾昆達.馬利克扎達(Farkhunda Malikzada)的喪禮上,她的親友與女權活動人士扛著她的棺材。法爾昆達因被人指控褻瀆可蘭經,遭群眾毆打致死。
在27歲的法爾昆達.馬利克扎達(Farkhunda Malikzada)的喪禮上,她的親友與女權活動人士扛著她的棺材。法爾昆達因被人指控褻瀆可蘭經,遭群眾毆打致死。圖片來源:野人出版社提供

在這張照片中,阿富汗的女性打破傳統禮俗,勇敢地抬着被暴民焚燒致死的27歲法爾昆達.馬利克扎達(Farkhunda Malikzada)的棺木。照片傳遞出了和莎翁戲劇相似的力量。這些女性身穿黑袍,面色痛苦,她們圍成一圈,拒絕讓憤怒的穆拉(mullah,譯註:對伊斯蘭教教士的尊稱)進入她們之中,她們喚起了來自整個阿富汗,甚至來自全世界的聲援。

國際人權組織數次把阿富汗列為世界上女性最難以生活的地方之一。

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名阿富汗女子在首都的市中心被一群成員多為年輕男性的暴民毒打、焚燒、用豐田汽車輾過,最後被丟進了喀布爾河(Kabul River)中。這起事件讓眾人看清了,在塔利班政權結束後,阿富汗的改變其實微乎其微。該事件發生時,一旁的群眾──其中包括了警察──有的冷眼旁觀,有的錄下這起暴行並上傳至臉書。影片裏的法爾昆達滿臉血汙,不斷試圖想站起身。

在本書中,寶拉.伯朗斯坦的照片生動地描繪出了阿富汗女性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面向。在後續的照片中,我們會看到熱切地排着隊等待投票的女子、在學校積極參與英文課程或開心地玩滑板的女孩。在這座城市裏,女孩能參與自行車隊,女人可以成為企業家、嘻哈歌手或者警察局長。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會看到因難以忍受被迫結婚的痛苦,而選擇逃離的女孩,我們會看到覺得生命太過絕望而選擇點燃自己的女性,與她們被火灼傷的軀體。國際人權組織數次把阿富汗列為世界上女性最難以生活的地方之一。

在希望與恐懼之間:阿富汗的戰地與日常實境》

出版時間:2017年3月
出版社:野人
作者:Paula Bronstein
翻譯:聞翊均

「我們現在看到的阿富汗有兩個相反的面向,」阿富汗女性網路(Afghan Women’s Network)的執行董事哈西納.薩菲(Hassina Safi)說,「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由於去年的努力,有更多女性被晉升至更重要的職位。但在另一方面,女性缺乏安全的保障,我們看到許多在外工作的女性被有計畫性地殺害。」

 

女性處境的好轉便等於自由了嗎?

西方領導人過去時常提到,阿富汗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是導致911事件後塔利班政權被推翻的主因之一,但現在不少人已遺忘這件事了。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在2002年1月發表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時表示:「上一次我們在這間房間見面時,阿富汗的每位母親和女兒都還被困在家中,禁止去工作或上學。現在,女性已經自由了。」

自從塔利班政權結束後,已過了14年。這14年間,我從未間斷往返阿富汗報導當地新聞,在這期間,我看見女性的處境明顯好轉。塔利班執政時曾嚴格執行伊斯蘭的教義,女性不得工作、前往市集時必須要有男性親屬陪伴、不得穿着白鞋、不得大笑出聲。她們被迫戴上的那些寬鬆藍色布卡變成了女性被壓迫的象徵,她們會因為擦指甲油或塗唇膏而受到毆打或者抓去坐牢,女孩子也不准去上學。

現在的阿富汗市集裏處處都有女性的身影,街上一列列女孩子驕傲地背着書包前往學校,這些景象總是會讓我微笑。根據統計,八百萬名阿富汗學童中,有兩百四十萬名女孩。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童人數在2004年為4000名,到了2012年成長到12000名,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年輕女性。

就連在最遙遠的村莊中,女人的生活也有所改變。小額貸款能夠提供資金給裁縫與養蜂等產業,讓從未接受教育、也從未進入過職場的女性也能養家活口。

一名女孩透過霧濛濛的窗戶看向餐廳內,希望能拿到殘羹剩菜。她在放學後出來乞討,以貼補家用。
一名女孩透過霧濛濛的窗戶看向餐廳內,希望能拿到殘羹剩菜。她在放學後出來乞討,以貼補家用。圖片來源:野人出版社提供

 

女性獨立從擁有經濟基礎開始

薩曼甘省(Samangan)是阿富汗最貧困的省份之一,那裏是一片不毛之地,由泥土所建造的村莊像遠古遺跡一樣融入了山脈之中。在村民為了逃離戰爭與貧窮而離開之後,不少村莊就此被徹底遺棄,成為鬼村。在一座名為阿西阿巴德(Asiabad)的村莊中,我很訝異地在一棟房子外看到一頭牛和一輛黃白相間的計程車,更令我驚訝的是,這頭牛和這輛車的擁有者竟然是一名女子。

55歲的庫布拉(Kubra)像多數阿富汗女性一樣,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老,她的皮膚粗糙而帶有皺紋,但她依然精力充沛,她不斷像風車一樣揮舞雙手,又黑又圓的眼睛炯炯有神。她帶我進入一間粉紅色牆壁的房間,裏面用緞帶和金幣裝飾得像藏了寶藏的宮殿一樣,在房間的正中間,一台中國手動縫紉機佔據了最顯眼的位置。

庫布拉的故事非常典型,她的父母在她13歲的時候,就因為養不起她把她嫁出去了。她生了11個小孩,丈夫是一名自給自足的小麥農夫,只要不下雨,作物就會歉收,因此,他們一家人常常過着每天只能吃一餐,甚至只能喝茶充飢的日子。在塔利班政權垮台後,英國慈善組織「阿富汗救援(Afghanaid)」的工作人員來到了這個村莊。阿富汗救援已經在這個區域運行30多年了,他們提供縫紉訓練,而後借給庫布拉8萬阿富汗尼(約1300美元),讓她購買縫紉機與布料。

「我日夜不分地工作,這樣才能再買一台縫紉機。」她說。她把自己新學會的縫紉技巧教給其他人,到後來,村莊中有60名女性學會了縫紉,她們很快就接到了其他村莊用於婚禮與銷售的訂單。「現在我的收入已經比我丈夫的收入還多了!」她露出滿口金牙大笑着說。

「現在,男人必須接受女人也能外出的事實,我的女兒們可以去學校上課,有一個女兒甚至找到了一份工作,要在選舉的時候去統計票數。」

這些女性組成了一個儲蓄小組,合資租了一間店面,均分利潤。庫布拉把她的那份錢存下來,買了一頭能生產凝乳的牛,再用販賣凝乳賺來的錢替縫紉小組買了一輛車,同時把這輛車提供給她兒子當作計程車賺錢。最近她又買了第二輛計程車。「我正在慢慢爬往更上一階了。」她一邊大笑一邊曲起手指做出爬梯子的樣子。

掌握經濟權力也帶來了其他影響。「之前我根本不能自己去市集,」她說,「女人也不可以跟男人坐在一起。現在,男人必須接受女人也能外出的事實,我的女兒們可以去學校上課,有一個女兒甚至找到了一份工作,要在選舉的時候去統計票數。」

庫布拉還會幫社區裏的人注射結核病疫苗與小兒麻痺疫苗,她說她從一部影片上學會了注射疫苗的方法。「雖然我不認識字,但是我很擅長靠頭腦解決問題。」她說。

她告訴我,她們村莊的女性已經知道何謂獨立自主了,她們未來絕不可能放棄這種權利。「要是塔利班還想回來,就算我們沒有武器,我們也會用我們的力量反抗到底。」她信誓旦旦地說。

2014年3月31日,女性群眾在阿富汗副總統候選人哈比巴.沙拉比(Habiba Sarabi)的選舉集會上喝采。
2014年3月31日,女性群眾在阿富汗副總統候選人哈比巴.沙拉比(Habiba Sarabi)的選舉集會上喝采。圖片來源:野人出版社提供

 

有女性的位置也不代表她們被賦權

改變逐漸走向高峰。2014年年初,阿富汗首次指派女性擔任警察局長,那是歷史性的一刻。傑米拉.比雅德(Jamila Bayaz)上校被指派到位於喀布爾(Kabul)舊市區的曼德埃市集(Mandayi bazzard)中的警局,那裏十分熱鬧,市集中擠滿了木頭搭建的攤位,攤商在此販賣梳子、舊衣服和小賈斯汀的海報。她與她所管理的四百名警員共同服務當地的一百五十萬名市民。

「這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機遇,而是全阿富汗女性的機遇。」她坐在二樓的辦公室,身旁圍繞着塑膠花與好幾盤杏仁和開心果。55歲的比雅德是五位孩子的母親,她說她一直以來的夢想就是依循父親的腳步,成為一位警察。

「我認為當警察是在幫助他人,而且我很愛警察制服!」她笑着說。她身穿灰色的制服,搭配上肩上銀紅相間的肩章和黑色的圍巾讓她看起來光彩奪目。在執行喀布爾第一區警力的每週巡察時,她與其他男性警員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的制服加上皮夾克、軍外套和各式各樣的帽子,看起來簡直是一團亂。

比雅德在1980年代的蘇維埃佔領時期開始參與女警訓練,而後在首都工作,直到塔利班於1996年9月26日入侵首都。她說她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一天:「塔利班停止了一切,」她說,「就像他們要把生命都一併停止一樣。」她被毆打了兩次──一次是因為露出腳踝,一次是因為在進入家門前沒注意到有人在看她就把布卡拿掉。

比雅德認為她的升遷是「全阿富汗女性的勝利」。但與此同時,赫爾曼德(Helmand)與堪達哈(Kandahar)有不少女性警察受到刺殺。

在塔利班垮台後,她又回復了警察的職位,並接受了來自美國、英國與挪威的新訓練。他們讓她去了科羅拉多、邁阿密、紐約、杜拜、開羅,還有奇妙的西伯利亞。「在這邊當警察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她說。 比雅德認為她的升遷是「全阿富汗女性的勝利」。但與此同時,赫爾曼德(Helmand)與堪達哈(Kandahar)有不少女性警察受到刺殺,此外,根據聯合國數據顯示,受到攻擊的女性人數在2014年上升了28%,但起訴案件卻只有少量增加,比雅德對此不願多做評論。

雖然新的阿富汗法規明文規定女人能享有平等權利,且應受保護免於暴力威脅,但實際上很少會有人執行這些規定。女性通常會被當作次等人,10個女人中就有9個曾受到侮辱。聯合國於2015年4月的報告顯示,阿富汗的司法審判依舊讓女性失望,在涉及對女性施暴的案子中,只有5%的施暴人會受到懲罰。

問題無法解決的原因在於阿富汗依舊是男性掌控權利的國家,且男性的態度並未改變。阿富汗國會有1/5的席次是保留給女性的,而美國公布的美國國會女性議員比例則是18.5%,換言之,阿富汗國會中的女性比例較美國還高,但雖然如此,阿富汗的女性國會議員說,她們的權力其實十分渺小。

在2013年,女性在阿富汗全國法官人數中佔了8%,在檢察官中佔了6%,在律師中佔了不到20%。多數女性法官都在喀布爾工作,而在非首都的省分中30名檢察官之中還不一定有1名女性。在2014的總統大選中,雖然有不少女性參與選舉集會並投出有效票,但9位總統候選人都不是女性。

事實上,9位候選人中,有6位都是十分蔑視女性權利的軍閥。

值得慶幸的是,最後的贏家是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他將女性權利與平權視為總統競選的核心政見之一。他任命4位女性成為內閣,支持他的妻子魯拉(Rula)在公眾場合露面。魯拉是來自黎巴嫩的基督徒,她經常為阿富汗的女性權利發聲,並設置了第一總統夫人辦公室。加尼總統最近甚至開玩笑說,阿富汗有可能會比美國還早選出女性總統。

一名母親帶著兩名小孩從洞穴中的居所向望外。許多家庭為了逃離塔利班,流離至被摧毀的巴米揚大佛旁的洞窟中避難,除了這裡,他們已無處安身。
一名母親帶著兩名小孩從洞穴中的居所向望外。許多家庭為了逃離塔利班,流離至被摧毀的巴米揚大佛旁的洞窟中避難,除了這裡,他們已無處安身。圖片來源:野人出版社提供

 

社會還沒準備好給女性位置

我們暫且不談加尼總統的華美文字,阿富汗其實能輕而易舉地令人陷入沮喪。喀布爾、赫拉特(Herat)和其他幾座城市都充斥着庇護所,裏面擠滿了逃離逼迫婚嫁的女孩。阿富汗的婚姻中有60%都是逼迫婚嫁,剛滿9歲的女孩就有可能被當作化解仇恨的籌碼送出去,或者成為鴉片新娘(opium brides)拿去抵債。在一個寒風刺骨的一月早晨,我認識了一名女孩,她想要和日復一日用纜線和皮帶抽打她的先生離婚,並因此被迫放棄她5個月大的嬰兒。

近年來最可怕的故事發生在21歲的拉爾.比比(Lal Bibi)身上,她是昆杜茲(Kunduz)一名牧羊人的女兒。在2012年5月,她被當地的4名警察輪流強暴長達5天的時間,只因為其中一名警察之前與拉爾.比比的堂兄吵了一架,他們想要藉此報復。令人難過的是,這樣的故事在阿富汗屢見不鮮,通常到了故事的最後,被強暴的女性會被視為恥辱,無法結婚,還有可能會被逐出家門,只能住進庇護所。而那些強暴犯則無人問罪,因為在這個社會裏,擁有槍的男性幾乎等同於擁有所有權力。

不出所料,拉爾.比比最後也住進了庇護所,因精神崩潰而無法說話,但令人意外的是,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祖父──竟為了她挺身而出。拉爾.比比在庇護所裏認識了瑪莉.阿克拉米(Mary Akrami),她是一位女權活動人士,負責管理阿富汗女性技能發展中心(Afghan Women’s Skills Development Center),也是在阿富汗創立庇護所的首批女性之一。拉爾.比比在家族的支持與阿克拉米的幫助下,與家人勇敢地進入了喀布爾的法庭。在2012年11月,他們創造了歷史性的一刻,成功讓強暴犯獲判有罪──這個判決讓全世界的人權團體都歡欣鼓舞。

「那時候女性根本不能出門,現在她們連法院都可以進去了。」阿克拉米說,「但是拉爾.比比的例子告訴我們,社會還沒有準備好。」

對多數人來說,這個故事就到此結束了。在法官宣判60年有期徒刑後,警察隊長指着他們的臉大聲喊道:「我總有一天會被放出來,到時候我會好好處理你們這些人!」拉爾.比比與家人因受到驚嚇,選擇留在喀布爾受阿克拉米的庇護。在2014年,拉爾.比比的祖父去世,他們因此舉家回到村落中。幾個小時之後,拉爾.比比的父親就被警察隊長的人逮捕,而後被誣告殺人。他就此被關進了監獄,而拉爾.比比的家人又被迫回到躲躲藏藏的生活。

瑪莉.阿克拉米是率先發聲的人之一,她認為女性的生活比起塔利班政權時期已經有了長足進步。「那時候女性根本不能出門,現在她們連法院都可以進去了。」阿克拉米說,「但是拉爾.比比的例子告訴我們,社會還沒有準備好。」事實上,瑪莉.阿克拉米每天都會受到不少威脅,這種壓力對她的健康狀況造成了傷害,她的丈夫曾懇求她留在家裏,但阿克拉米拒絕放棄。「只有我們能起身對抗掌權者,」她說,「我們不能放棄。」

阿克拉米和其他女權活動人士擔心,西方掌權者會因為急着要離開,而忘記他們曾經答應要讓阿富汗女性自由的承諾。阿克拉米等人非常害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軍隊離開這個區域後,女性會遭到怎樣的對待。阿富汗女性網路的哈西納.薩菲表示:「大家必須理解,我們爭取到的權益其實非常脆弱,我們還十分需要幫助。」

一名住在巴米揚洞窟的阿富汗女孩坐在巴米揚大佛的廢墟前。巴米揚大佛於2001年被塔利班炸毀。
一名住在巴米揚洞窟的阿富汗女孩坐在巴米揚大佛的廢墟前。巴米揚大佛於2001年被塔利班炸毀。圖片來源:野人出版社提供

 

西方的承諾不過是一時興起?

距離傑米拉的警局不過數英里之遙就是喀布爾體育館,塔利班政權曾把這裏當作公開對女性施行鞭刑的場所。體育館內有一間昏暗的房間,裏面的景象出人意表:十多名女拳擊手正在一邊練習對打與打拳靶,一邊大笑着互相取笑,她們的目標是2016年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這裏本來有25名女拳擊手,原本每個人都可以得到每月100美金的補助以及國際援助的交通運輸,但現在援助金已經耗盡了,她們所能擁有的只有這個房間以及拳擊手套,所以,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已經放棄了。

阿克拉米說,阿富汗所有的女性運動都曾收到西方的捐款援助,但現在外界對阿富汗的態度轉為興致缺缺,這些資金也跟着消失殆盡。「我相信女性權利是國際議題,不過,雖然全世界的女性都支持我們,但我認為此時此刻的我們其實是孤立無援的。」

喀布爾河邊的紀念碑成為了阿富汗女性的聖地,同時也提醒着外界,記得你們曾給過的承諾。

有些人希望可以透過法爾昆達.馬利克扎達的悲慘故事再次喚起國際的注意力。阿富汗人在喀布爾河邊建立了一座紀念碑,在2015年3月的那個星期四,法爾昆達就是從那裏被丟入河中的。她在此處結束了年輕的一生,也結束了包括當老師在內的所有夢想。這座紀念碑成為了阿富汗女性的聖地,同時也提醒着外界,記得你們曾給過的承諾。

克莉絲汀娜.拉姆(Christina Lamb)自1987年開始往返阿富汗,是一名贏得多項獎項的英國記者,同時也是一名暢銷作家。她最新發售的一本書書名為《喀布爾再會:從阿富汗至更為險惡之地》(Farewell Kabul: From Afghanistan to a More Dangerous World,於2015年由柯林斯出版公司(Harper Collins)出版)。

編按:標題與小標為端傳媒編輯所擬,原文標題〈阿富汗的女人們〉,為攝影集《在希望與恐懼之間:阿富汗的戰地與日常實境》的推薦序,經野人出版授權刊出。

 

 

 

©Cite Sources/Credit Images: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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