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文化/沈旭暉:從《爸媽不在家》看新加坡電影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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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不在家電影。爸媽不在家電影宣傳海報
爸媽不在家電影。爸媽不在家電影宣傳海報

2013年第50屆金馬獎,五部獲提名「最佳劇情片」的電影中,以蔡明亮的《郊遊》及王家衞的《一代宗師》為熱門,結果卻由新加坡新進導演陳哲藝所執導的小本製作《爸媽不在家》跑出,後者亦同時奪得「最佳原著劇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女配角獎」三個大獎。月前這電影在香港的「新加坡節」再度上映,但全院觀眾頗為零落,有點可惜。畢竟《爸媽不在家》除了標誌着一種新加坡獨特的電影類型,作為「軟實力」輸出東南亞以至國際,對香港這類東方大城市同樣有共鳴,從中正好觀察兩地文化之異同,這比老是專注純政治或純娛樂問題,更有思考空間。

《爸媽不在家》以1997、98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時期為背景,講述一個「雙薪中產核心家庭」,父母雙雙外出工作,於是僱用菲律賓女傭打理家務及照顧孩子。在父母眼中,女傭不過是寄住在家裏的外人、勞工,第一件事就是沒收她的護照,防止其「偷走」,反而孩子由抗拒到依賴,在日常生活中與女傭比與父母更親近,逐漸培養出「一家人」的感情。最精彩的反而是女傭心路歷程的轉變,由寄人籬下的無奈,轉變到把僱主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卻又每天都知道這家庭早晚會出現風暴,能預感這種感情不可能長久。這些日常生活常見的人物,偏偏催生了劇情張力,讓觀眾產生了濃重的無力感。對難以控制自己命運的人而言,這感覺尤為貼身。

這樣的背景,放在新加坡身上,尤其不容易。從早年由梁智強執導的「小孩系列」(包括《小孩不笨》及其續集、《孩子不壞》等作品),到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標誌着近年新加坡一種趨於典型的、且能在國際成功的電影類型:前者諷刺新加坡教育制度,以至社會的「家長式管治」意識形態,後者則透過孩子與外傭、父母的親疏關係,反思新加坡中產家庭的隔閡。兩者均圍繞新加坡的典型社會、生活議題,並且通過一種清新、在地的小品敘事方式呈現,示範了如何毋須觸及“high politics”議題,也能解釋何謂社會發展帶來的“alienation”(異化)。在傳統賣座的特技、武打電影壟斷下(尤其在3D電影技術普及之下),這一類別的新加坡電影得以在東南亞以至國際不少影展獲得好評,正反映了全球觀眾也對這現象心生共鳴。

金馬獎決審委員之一、台灣導演李安後來向媒體透露,「喜歡它(《爸媽不在家》)的評委最多,沒有一個人不喜歡這個片子,有一組人極端喜歡,它總是排在第一、二名,沒跌過第三名,經過四輪下來就是它了」。李安還對媒體表示,他心目中的第一選擇雖然是蔡明亮的《郊遊》,但亦肯定《爸媽不在家》「比較起其他幾部,能感覺到它最不用力,就把你的心從頭揪到尾」,「清新、不做作、很純、很感人,是大師沒辦法比的」。不過在中國內地,頗有記者、影評人評價《爸媽不在家》為「僅僅一部可看的平庸之作」;在台灣,雖然《爸媽不在家》在金馬獎跑出,但也常被指為「爆冷結果」。 這反而顯示了新加坡找尋自己的電影模式期間,正正走對了路:難道還能期望與天價投資的「中外合拍電影」比併成本和場景麼?又難道能期望和西方獨立電影正面比併社運式抗爭精神麼?

為什麼香港沒有掀起熱潮

比較令人遺憾的,反而是電影沒有在香港掀起熱潮,甚至連話題也未能帶動。《爸媽不在家》基本上是香港的小圈子知識,觀乎新港兩地的高度同質性,以及電影可以帶來的共鳴,這反映是值得探討的。

表面上,新港兩地的經濟發展模式相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都在19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風暴、2010年的金融海嘯底下面臨衝擊。兩地均以中產核心家庭為社會主要結構,引入東南亞外籍傭工也是家庭模式的主流習慣,甚至對菲傭的潛在歧視心態,也是異曲同工。在更廣的政治環境上,新港兩地的「家長式管治」雖然有不同淵源,但香港自回歸以後,相關管治模式進一步體現,尤其近年「八十後」、「九十後」躋身反對運動的中堅分子,年前又經歷過反國教科等事件,建制亦同樣以「家長式管治」意識形態予以抗衡。因此,香港影評人評價《爸媽不在家》時,對其觸碰的各種議題,例如新式、港式中產核心家庭關係(即父母子女,加上外籍傭工組成的「家庭」)、經濟高度發展下的人際隔閡,以至國際移工等問題,都能心靈感應。

然而原來在不知不覺間,香港和新加坡的社會距離,卻越拉越遠,令《爸媽不在家》的共鳴成分不經意的被大大降低。新加坡小孩可以和菲傭發展真摯感情,不可忽略的元素是語言:新加坡畢竟以英語為母語,就是在華人家庭當中,英語水平也普遍比香港優勝,而且習慣了中華、馬拉、印度、伊斯蘭等不同文化並存。單是電影小主角願意欣賞菲傭的菲律賓歌曲,已極難在香港出現。

而且新加坡的政治氣氛是逐步步向寬鬆,而且有一人一票的普選,縱然有種種操作,但民主成分似乎已勝過香港。這不是形式的問題,而是實質的問題:在近年選舉,人口問題成為新加坡重要爭議,反對派正是靠這題目大有斬獲,執政黨不得不迅速回應,製定所謂“Singaporean First”政策。因此《爸媽不在家》暗中觸及的族群融合問題、新移民問題,其實是有條件促成社會變革的。相反香港反對派幾乎永遠無望執政,近年要化社會戾氣為新政的例子絕無僅有,令社會性電影通常落入不是政府工具、就是抗爭文宣的二元狀況,而對市場而言,兩者都是趕客的。

《爸媽不在家》並非沒有批判性,也不完全政治正確。但它揚威金馬獎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高調在其Facebook專頁祝賀,指希望今次收獲能推動新加坡電影工作者繼續努力,「創作更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小孩系列」、《爸媽不在家》等作品,已經成為新加坡電影的一種標誌,或謂新加坡的「軟實力」。與此同時,香港電影迅速被中國的龐大市場消化,卻逐漸失去了從前只此一家的韻味。舉一反三,餘事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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