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婦人披上屬於黑色頭巾和罩袍在街道上走過。
伊朗婦人披上屬於黑色頭巾和罩袍在街道上走過。攝:John Moore/GETTY

伊朗不久前迎來第十屆議會選舉,其中一名女性候選人當選後,卻被取消議員資格。新聞爆出後,正忙於抗議經濟不景氣的伊朗人民紛紛放下手中的標語,無論男女老少都開始刷起手機來,爭相發表自己對「選舉篩選」的觀點。

 

相似的是,香港本土民主前線政黨成員梁天琦,本月2號被選管會選舉主任確定立法會議員候選人提名無效。有評論指他遭到「伊朗式封殺」。這個說法出自2014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之口,2017年香港政改方案在2014年出爐後,彭定康曾在《金融時報》撰文,批評中國人大的「審查與伊朗的制度幾乎一樣」。

 

頻頻被拿來與香港政治現實作對比的伊朗,國內不乏對本次取消女議員資格的批評。

 

「看看吧!看看我們的國家又對我們女性做了什麼!現在是時候重塑伊朗女性的社會地位了,我們已經沉默了太久!」在女政客被取消議員資格的新聞下,一位女性網友S評論道。在男權至上的伊斯蘭社會,S的回覆不出意外地遭到了數名男性網友的激烈抨擊,「在伊朗女性的權力還不夠大嗎?你真應該感謝真主!至少你還能自己開車出門!還能上班工作!」、「向你穿罩袍的媽媽多學學吧!」……

 

女議員遭除名引爆伊朗社會熱議

讓我們把時間倒回到五月初,伊朗第十屆議會成員名單正式出爐。在改革派議員大會的會場,人們互相慶祝勝利,而女政客米諾·哈雷吉(Minoo Khaleghi)卻滿臉嚴肅,與周圍談笑風生的議員們形成鮮明對比。

 

哈雷吉正式這場「女性問題大討論」的重磅起因。圓臉龐,淡粧,眼鏡後一雙犀利的眼睛。黑外套,黑頭巾,袖口處繡着一朵綻放的鮮花,知性和嚴肅是哈雷吉帶給伊朗選民的第一印象,這與她的家庭背景密不可分。哈雷吉今年31歲,出生於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哥哥納賽爾·哈雷吉曾擔任伊朗勞動和社會事務部部長,父親則是伊斯法罕大學的退休教授。擁有法學博士學位的她,還是一名積極的環保人士和女權主義者,也是改革派成員。

 

優越的家庭條件,使哈雷吉比常人擁有更厚實的從政資本。

 

在今年2月26日舉行的伊朗伊斯蘭議會選舉中,哈雷吉獲得28.8%的高支持率,位列伊斯法罕選區第三位。出身名門,又是本屆議會最年輕的當選議員,哈雷吉原本應該有着光明的政治前景;可是,來自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的一封拒信,卻將她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

 伊朗伊斯蘭議會選舉中被取消資格的女政客米諾·哈雷吉。
伊朗伊斯蘭議會選舉中被取消資格的女政客米諾·哈雷吉。 伊朗國際人權組織圖片

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

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由最高領袖指派的六名高階伊斯蘭教士,以及由最高法院提名、伊斯蘭議會批准的六名法學家組成。憲法監護委員會在伊朗享有極大的政治權力,不僅負責裁定議會所通過的法案是否符合伊斯蘭教法和伊朗憲法,還有權審查總統、議會等所有重要選舉中的候選人資格。候選人只要被視為對伊斯蘭政權的穩定構成威脅,或被查處曾做出過不符合伊斯蘭教精神的行為舉止,都將被取消競選資格。

 

對於取消哈雷吉的議員資格,憲法監護委員會並沒有給出公開解釋,大多數伊朗媒體認為,這極有可能與哈雷吉「不當的」個人行為有關。據傳聞,哈雷吉之前在國外旅行時,未遵守穆斯林女性着裝規範,並與陌生男子握手。這段「黑歷史」顯然成為了她從政之路上最大的絆腳石。

 

「我不理解憲監會為什麼要這麼做,現在許多伊朗女性出國都不戴頭巾;與外國男性禮節性地握手,我也不認為有什麼大錯。如果我們要求所有進入伊朗的外國女性入鄉隨俗,並按照伊斯蘭教規的要求佩戴頭巾的話,伊朗女性在外國是否也應入鄉隨俗呢?」24歲的法蒂瑪是德黑蘭大學法律系研究生,她堅定地表示自己站在哈雷吉這一方。隨着伊朗與西方的聯繫愈加密切,相比於國內較為封閉保守的宗教文化,像法蒂瑪一樣的伊朗年輕人們更崇尚自由、開放和民主的西方文化。

 

我信仰真主,他無時無刻不在我心中。但我也有選擇穿着或個人行為的權利與自由,在國外戴不戴頭巾與我是不是合格的穆斯林,這完全是兩碼事情。

 

32歲的女權主義者蕾莉在德黑蘭一個專門為女性維權的組織從事志願工作,她與法蒂瑪的看法不盡相同,「這不僅是一個伊斯蘭教法上是否合規的問題,更是一個嚴重的女性議題。在我們的議會中,公開辱罵女性的男性議員可以免於責罰,品行淑莊的女性議員卻要蒙受不白之冤。我們的社會一直對女性不公平,可憐的米諾就這樣成為了派別政治的犧牲品。」

 

此話並非虛言。本屆議會選舉期間,伊朗北部城市烏魯米耶的一名男性議員就在獲選後的公開演講中大放厥詞:「議會是男人的議會,不歡迎女性、幼童、狐狸和驢。」在伊朗傳統文化的意象中,狐狸象徵着奸詐、狡猾之人;而驢則象徵着愚蠢、笨拙的人。公演講視頻在伊朗社交網絡上流傳甚廣,引發了廣大女性的抗議和反對,女性議員們聯名向內政部提出嚴正交涉,敦促他公開道歉,並要求內政部取消其議員資格,但最終不了了之。

 一名伊朗婦人在油站為車子加油。
一名伊朗婦人在油站為車子加油。攝:John Moore/GETTY

女性提升地位「東風」 來得快,去的也快

由於受伊斯蘭傳統下的家庭與社會關係影響,男性在家庭中佔據權力主導地位,在社會各個領域也呈支配現象,女性地位始終處於下風。這種不平等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全面「宗教化」的伊朗社會更為明顯,女性被侷限於家庭關係之中,其社會地位正不斷遭受衝擊和質疑。在如此不利的社會環境下,伊朗女性進入政壇自然是困難重重,不僅需要過硬的自身條件,更需要「藉助東風」。

 

在伊朗「教法學家治國」的政治體制下,只有堅守傳統家庭觀念、宗教虔誠的女性,才能通過憲法監護委員會的審查,獲得議員的參選資格。成功進入議會的女性議員,也往往或是依附於某個政黨的支持,或是依靠家族名聲和勢力;對於獨立候選人來說,想要贏得選舉是十分困難的。

 

在屬於改革派的前總統哈塔米執政時期的第五、六屆議會(1996-2004),女性議員較為活躍,提出並審議通過了多項改善伊朗女性社會地位的法案。直到保守派標誌性人物——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上台後,由於男權強硬宗教勢力的反彈和排擠,伊朗女性議員鋭減,初見成效的女權運動也再次陷入低潮。

 

今年伊朗日趨寬鬆的政治形勢,實打實地為女性候選人們吹來了「東風」。伊核談判取得成果,協議正式進入執行階段,相關制裁得以解除,政府民意支持率猛增,魯哈尼總統在電視講話中高呼伊朗的「黃金時代」即將來臨。改革派政府取得的外交成就為2月份的兩會選舉成功造勢,奠定了在這屆議會中改革派議員人數的重大突破。

 

據伊朗學生通訊社統計,在第十屆議會的290個席位中,改革派獲得了120席,而女性議員人數也創造了史上新高,包括哈雷吉在內,入選的女性議員一共有18名,佔議員總人數的比例首次達到了6.2%。自伊朗建國以來的十屆議會裏,女性議員的比例平均僅為3.4%。

 

憑藉改革派女性議員的身份,哈雷吉不僅成功為改革派在本次選舉中吸引了大量的女性選票,更被視作魯哈尼政府「政治民主化」的成功標誌,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此番被取消資格,不僅民眾議論紛紛,就連伊朗高層也罕見地對此發聲。

 

曾擔任第六屆議會選舉委員會主任的穆爾託薩·穆巴勒格認為,憲法監護委員會在議會選舉已全部結束後,取消一名已經成功獲選議員的競選資格,並認定其獲得的選票無效,在伊朗尚屬首例,同時將成為伊朗選舉制度中一個危險的先例,「試想,如果這次憲法監護委員會有權取消一名已經獲選議員的資格,那麼將來他們就有權取消一名已經獲選總統的資格!全國所有選民,尤其是那些投票給哈雷吉的伊斯法罕選民,都有權要求憲法監護委員會給予一個合理解釋。」

 

哈雷吉的境遇甚至引起了伊朗總統魯哈尼的關注。在議會選舉結束後的一次電視講話上,魯哈尼總統公開宣布,「第十屆議會中的女性議員人數創下歷史記錄,達到了18人之多。」這一數字將哈雷吉計算在內,被媒體視為魯哈尼對「哈雷吉事件」的支援。由魯哈尼總統主持的改革派議員大會和晚宴,哈雷吉也被邀請出席。

 

至於憲法監護委員會為何要在此時突然宣布取消哈雷吉的議員資格,相關人士猜測,由於改革派在本輪議會選舉中取得了突破,保守派為樹立「教法學家」的威信,選擇哈雷吉「殺雞儆猴」。

 

對於保守勢力來說,哈雷吉既是女性又是改革派成員,取消她的議員資格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和震懾效果,絲毫不亞於革命領袖的一場演講。

 

「政治的遊戲絕不應該以犧牲女性應有的權益為前提。黨派鬥爭與我們無關,我只關心我們女性能實實在在從這場選舉中得到些什麼。」女權人士蕾莉顯得有些忿忿不平,「缺乏應有的政治權力與話語權,這才是女性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

 伊朗女警對一位年輕女子的衣服和髮型作出警告。
伊朗女警對一位年輕女子的衣服和髮型作出警告。攝:Majid Saeedi/GETTY

「我是女性 我要為自己發聲」

在全球政壇女性崛起的當下,伊朗卻「開倒車」,不止女性政客被取消資格,女星、女模特也相繼「遭殃」,讓女性地位問題再度成為伊朗國內熱議的焦點。

 

因為在Instagram上發布沒戴頭巾的照片,8名伊朗女模特在伊朗道德警察打擊「非伊斯蘭行為」的一次行動中被逮捕。她們以「行為不符合伊斯蘭教義」、「宣揚西方濫交文化」的罪名被訴至法庭,並被強制要求在公眾面前「認罪」。 如果說政治對於普通人來說太過遙遠,那麼曬自拍和用Instagram等社交軟件對於現代伊朗女性,尤其是年輕人來說則完全是家常便飯。「夏天上街戴頭巾已經讓人夠受的,難道在自己家裏自拍我還要戴頭巾嗎?連這點選擇的自由我們都沒有了嗎?我認為這簡直不可理喻!」瑪爾珍為女模特們不平,更為伊朗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感到傷心,「伊朗女人就像籠中鳥,被囚禁、被控制、被欣賞。」

 

另一方面,被西方譽為伊朗的「娜塔莉·波特曼」、在華人圈享有伊朗「湯唯」之稱的女明星塔拉內·阿里杜絲媞,也因為自己的女權立場,陷入網友的口誅筆伐。

 

與「制裁」、「經濟」、「西方」這些近年來火熱的關鍵詞相比,「女性問題」在革命後的伊朗社會一直處於邊緣地帶。 塔拉內是伊朗八零一代女性影星的領銜人物。今年,由她主演的電影《推銷員》剛剛在戛納電影節上摘獲兩項大獎。在回國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她不經意間露出了左手前臂上「女權之拳」的紋身。這一紋身符號起源於一九六零至七零年代,與黑人平權運動同步興起,許多人將之與「激進女權」畫上等號。

伊朗八零一代女性影星塔拉內·阿里杜絲媞。
伊朗八零一代女性影星塔拉內·阿里杜絲媞。攝 : Clemens Bilan/GETTY

面對指責與猜測,塔拉內並未做過多解釋,只是在自己的推特賬號上置頂了一句話:「各位請保持鎮靜,是的,我是一名女權主義者。」並轉貼了自己Instagram賬號裏關於女權定義的一張照片。

 

塔拉內認為,女權主義指的是追求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中的男女平權,並不等同於「反男性」「反家庭」,而是意味着每個人都能不被性別所限,並有權作為個體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女權主義被強行抹黑化的伊朗社會,塔拉內公開自己的立場十分勇敢而又充滿風險,因為這極有可能觸怒伊朗文化界的上層,遭致保守勢力的打壓排擠。2014年,塔拉內的前輩、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一次別離》的女主角蕾拉·哈塔米,就因在戛納電影節上與電影節主席行貼面禮,遭到國內輿論一致譴責,幾乎遭到封殺,最後不得不公開致歉。

 

大多數網友都嚴厲地抨擊塔拉內,認為她的觀點有致命邏輯錯誤,那就是——反伊斯蘭。「塔拉內女士,如果你需要重新學習伊斯蘭教精神的話,我隨時可以給你提供網址。」更有人仿照塔拉內置頂推特的語氣調侃道:「各位請保持鎮靜,是的,我將進入埃文監獄(伊朗著名政治監獄)了。」

 

在反對塔拉內的人中,女性亦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目前伊朗許多較為保守的女性,仍堅守着伊斯蘭社會「男權至上」的傳統觀點。53歲的薩哈爾就是這樣一位典型的伊朗婦女,在她結婚的第二年,就曾勸說丈夫按照伊斯蘭教的規矩迎娶第二個妻子。她每日穿著已婚婦女的黑色頭巾和罩袍,即使偶爾出門都要緊緊裹住罩袍,一縷頭髮也不露出。

 

望着迎面走來「裝束不檢點」的年輕姑娘,薩哈爾狠狠地瞪了一眼。在她看來,那些或是鬆垮地搭着頭巾、露出頭髮,或是故意將衣袖卷至手肘、露出手臂的少女「應該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恥」。

 

這些恪守傳統又頑固不化的伊朗女性,標榜自己一言一行才正確,女權主義者們追求的權利、自由與解放,在她們眼中是不敬、另類與反叛。她們和強硬派宗教勢力朝野呼應,共同構成了伊朗女性平權運動的最大阻力。

 

不過也有網友寫下支持的話:「如果所有人都像你一樣勇敢的話,伊朗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落後於西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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